知识分子的现代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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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后现代世界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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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925年出生于波兰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而他本人却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成为牺牲品。从军队下来后，鲍曼就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于1954年起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71年，又离开祖国波兰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他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工作、消费、新穷人》《被围困的社会》《废弃的生命》等中文版均有在国内出版，成为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经典著作。2017年1月9日，鲍曼在家人的陪伴下，在英国利兹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知识分子”一词首先出现在法国公开辩论的语汇中——该辩论出现在爱弥尔•左拉发表致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富尔的公开信中（载于《文学之光》杂志1898年1月13日号），在以真理和正义的最高价值的名义抗议德雷福斯冤案之后。在左拉的信发表之后的数星期内，该刊物在二十多期里，继续发表了数百个杰出的、声名显赫的人物签名的抗议书。这些名字首先是各个领域的著名大学教师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伴随着一长串的学术头衔和荣誉称号；但在这些学者中，也有许多艺术家、建筑学家、律师、外科医生、作家和音乐家。在1月23日那一期中，编辑乔治•克莱孟梭宣布一个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已经诞生，聚集在一个政治理念周围的是它所产生的行动。他将这种新势力命名为知识分子：“所有这些来自地平线上各个角落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围绕某个理念团结在一起的标志吗？”
克莱孟梭指的是那些高级专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一旦他们发现重要的价值准则没有得到当局行为的足够保护或甚至实际上受到其威胁，他们就认为自己有权和有责任联合起来保护它们。通过采取那样的步骤，那些抗议书的签名者含蓄地表达了两个假设。
首先，尽管在专门知识和职业功能方面存在各种差异，但这些著名大学教师、艺术家、律师、作家或音乐家都共有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他们掌握了并在各自职业实践中展示了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独特知识，因此他们同支撑并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的中心价值准则尤其接近：可以说，他们是真理和客观性——也就是使他们的视界超越狭隘的集团利益和党派偏见的环境——的卫士。他们是各自专业的最前沿的实践者，并且由于他们卓越的专长而获得了特别的公共信任和尊重，由此，他们也是超越了任何个别专长和特殊社会功能的普遍文化价值准则的专家。所以，他们有权用由于自己的专业成就而获得的强大的公众敬意来加强他们在涉及普遍利益和利害关系的公共事件上的地位：他们有权就那些在他们专业领域所不直接涉及的问题发表权威性的讲话。他们是雷希•德勃赖伊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人的集合，在社会实践中，他们以公布自己对于公共事务的个人意见为基础”。普通公民受到规定的公民程序的限制，而他们则独立于它。他们集体掌握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有不同来源，但能否决（如果需要反对的话）经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的权力。
其次，无论何时，当政治家们，也就是公共舞台上的职业管理者，疏于管理时，在关乎公共政策的事情上，尤其是在具有伦理意义的事情上采取某种立场成为这些人的一种责任。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有责任监督和审查被任命的公共价值准则的看守人的行为，并且如果他们发现那些行为不符合标准，他们有义务干涉。通过这样做，知识分子们超越了他们所处群体或与工作相联系的利益；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理解中，他们是社会中“不自私”的—因此是超党派的、具有客观的意见、并有资格代表整个社会说话—的一类人。用吕西昂•艾尔尖锐的话来说，只有知识分子们是“知道怎样将法律和正义的理想置于他们个人利益、自然本能和团体利己主义”之上的人。
换言之，按照这种特别的说法发展下去，“知识分子”将同时拥有（或自称拥有）担当国家的“集体良心”并由此超越自己阶层的专业区分和国内区域性的、同利益相联系的部门的能力和责任。他们所保护和倡导的是国家的最高价值。他们的特性是由他们所做的职业责任之外的事情决定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正是这种行为使一个人成为知识分子，而不只是因为他们提供专业而又精密和复杂的服务的事实；不只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知识阶层”的成员在教育过程中已经获得了正式的凭证或已经获得某个专门的职业团体的成员资格的事实。（后者是成为知识分子这一类人的一个必需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自从克莱孟梭创造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以来，在整个这个世纪内这个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对国民中特殊的一类人的经验主义的“客观的”定义，倒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主张，一种设想，一种动员的呼声。虽然它采用一种描述性的形式，但它真正的含义却是一个公开的号召，希望个人响应，选择义务：这是一种呼吁，呼吁社会中某些有声望的组织承认具有特殊的全球责任—并呼吁它们在为整个社会服务时承担起这个责任并履行它。同时，它是一个合法化的设计，一旦被实施，可为政治干涉提供法律依据。从儒勒•邦达发表具有广泛影响的1927宣言开始，这种关于知识分子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责任和社会使命的理解便统治了受教育阶层的自我意识—即使有人声言反对。
因而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动员性的概念，其战斗范围指向两个相反的趋势：由职业的专门化引起的知识阶层渐趋加强的分裂；以及当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全职的职业，仅限于它自己的全职工作者来操作时，需要学问的职业（从总体上说，大众）政治重要性的渐趋下降。尽管这个概念表面上是进取的，它却因此具有一种怀旧的味道；它号召重新确定和恢复知识分子一度（真正地或靠不住地）享有而现在看来正受到侵蚀并将要失去的团结和高度的公共权威。
根据罗伯特•默肯勃尔德的说法，“文明进程”即现代性出现过程中的基本的文化因素，首先存在于一种介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文化非同步化”之中，更明确地说，从16世纪开始，西欧呈现的是精英们文化自我分裂的场面，是剧烈的自我意识冲动的场景，这将社会的其余部分凝结成了“群众”——此定义基本上是依据其无知、无理性、“粗俗”、野蛮、受到损伤的人性，没有完全从动物天性中解放出来，处于或需教化或需抑制的热情的掌握中。
虽然在几个世纪前，出身和财富已经深刻地分裂了欧洲社会，但只是在现代的门槛上，随着统治者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定义为“有教养的”（高雅的、优美的、教化了的）并因此而正当的或高人一等的生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文化上才疏远。统治者现在以倡导高级的价值准则的名义进行统治；或者保护它们免受损害和败落，或者在国民中较为低贱的（粗野的、下流的、未教化的）那部分人中间传播它们，由此将管理者的角色同教育者的角色相融合。这样的自我定义将实际的统治——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统治——熔铸进文化霸权事业之中，这自然而然地将被统治的群众（就群众共同具有的“下贱”特征而言，只要是不同于统治者的地方，都是有待“教化”、压制和消灭的）论证为或者是延长了的教化运动或者是严密的管制、监视、控制的有望改造好的对象。无论选择哪一种战略，统治者都认为群众的人性在某些重要方面是不完美的而且群众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完善自己。由此，精英的自我分裂将社会分成三个而非两个社会集团：精英——担任自封的楷模；群众（精英的“他者”）——因而是不开化、野蛮、无知的；第三类人——希望净化，教化和启蒙群众的传教士，训练者或教师（第三类人姗姗来迟，他们的出现是对秩序卫土的补充，秩序卫士的任务是解除那些“未开化的”并因此不可预测的“危险的阶级”的武装，监督并软化他们）。
教育注定要成为新秩序即一种不同于过去任何秩序的秩序的工具。从一开始，现代秩序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人类产物；是未加工的、柔韧而粗劣的社会原材料铸成的人为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秩序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秩序，将蒙昧的无意义的自然视为其唯一的替换物，将本身视为唯一的—永远靠不住的—用于反对混乱的保护物。这样的秩序对自己本身缺乏信心，时刻提防任何警惕性的放松而恢复自然的无政府主义。改善潜在的“人类兽性”，抑制人类的激情进而培养理性能力，是阻止混乱和无序的基本补救方法。
正是这最后方案为理念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开放了一个在功能上很重要的社会空间，就他们而言，后者尽他们最大努力确保方案在秩序建设和运作过程中分配到最重要的战略角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理论和对文明的社会实践，是二者相互强化的产物。这个理论假设男人和女人本身不适合和平共处而且尚未准备好面对社会生活复杂的和强制性的要求；如果没有适当的帮助，他们无法克服那种障碍，因此他们得到“有知识的人”的帮助；他们必须受教育以便拥有知识人所保证的正确而恰当的理念和技能。另一方面，实践将建立理念人的统治；将把这种灌输提升到产生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决定性机制的地位。一旦理论被接受并付诸实践，有人也许会重复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话：“站立于现代社会秩序基石上的不是刽子手而是教授。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和象征不是断头台，而是（被恰当地命名的）‘国家博士’。合法教育的垄断现在比合法暴力的垄断更重要，更关键。”
这样，“教授们”和他们的雇主——国家的互相满足的合作舞台就布置好了。他们彼此需要对方，没有知识的权力无疑是没有头脑的；而没有权力的知识则是无力的。统治者和教师们从同样的、管理人的有利地位出发来看这个世界；将其视作有待教化和赋予形式的一个无形的、尚未开发的广裹空间。他们以相似的术语来理解自己：形式赋予者、设计者、建筑师、立法者、园丁。任何一方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只有联合起来他们才能将自己视作整个社会的代言人和卫士，视作社会最高价值准则和命运的载体/实践者。他们几乎没有摩擦的可能。然而，如果没有摩擦，其中一方便几乎没有机会站在一边并体现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他们坚持，这个理性任务的执行者就不会将自己同社会秩序结构隔离。他们不会用“知识分子”的身份装饰自己，不会同被赋予控制社会生活和进程的权利和责任的统治者相区别，更不用说同他们对抗。他们也不会自称是具有共同使命并负担着共同的、与团体有关的怨愤的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最可确定的是，他们决不会说瓦伦里大约一个世纪以后所说的话：“所有知识分子生活的苦痛来自于对失败、夭折的名望、过去理性生活的不足的确信。”能说出那样的话，他们必须对他们已感疏远的当前社会秩序的管理者持批评态度。他们一定认为只有自己有责任促进价值准则，那是社会的管理者所不能或不愿灌输或保护的。只有在批判活动中（那就是，一种被理解并划归为批判的活动，因为他们反对官方承认的秩序，或反对官方对现存秩序的管理—不仅仅是社会的官方权威本身所反对、希望打碎并取而代之的秩序），他们才能够构成为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自己的特性、专业证书、责任和任务的独立群体。）
文明边缘的知识分子
政治统治者与知识阶层的疏远和对抗的条件，及因此产生的知识分子自我声明为社会——文化批判的承担者的条件，首先在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部分的边缘出现。对那些边缘国家来说——他们还未进入复杂难测的社会变革之路，但已经由当代世界业已“现代化”的核心的令人羡慕的经验而意识到其影响——现代性不是社会变迁的一个未经计划的结果：在其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就已经想象到了，因此，它只能被认为是一个从容接受的设计，一个有意识追求的目标。由于是“边缘的”，这些国家便被中心称为“未教化的”、“相对落后的”、“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一旦这些“更弱小”的边缘社会—他们的自身条件在昨天仍被视作正常（或太正常和熟悉而一点都“看不见”），突然被重新定义为异常或发展迟缓，或“处于陈腐的传统的控制之中”，要不就是可耻的、不值一谈的、丢脸的而最后不能忍受的—承认了这种由那些无疑“先进”且明显“优越”的国家当局所支持（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统治地位）的分类，那么现实，或“发达的”中心所假定的现实想象中的现实（总是以某种美化了的、净化过的表现形式）就成为“不发达的”边缘的乌托邦。
新近理解的缺陷抵消了人类学家称作“促进性传播”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高级”社会形式思想独自传播，并未伴之以产生它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它获得了“千年推动力”的地位—一个将由人的有意识劳动重新打造成现实的梦的地位。在主导国家，也就是推动力的发源地，新模式的人造特征有时毫不令人觉察地消失（正如其当初毫不令人觉察地出现那样），或作为一种类似自然的进程的结果转而将其理论化。就“被领导”国家而言，不存在含义不明的问题。在那里，这个进程不可能被理解成任何形式，而只可能是一种明显的文化形式：作为虽然激进和革命，但经过仔细设计的立法的产物，作为有力的、果断的人类活动的结果，作为“破除”旧形式并“建立”新形式的结果—所有的结果都导致并且依靠适于维持并适合生存于“新秩序”中的“新人”的培养。
接受外来形式意味着从现在起本土条件将由外来形式来衡量和评价（最终却只是作为结果受到谴责），这种行为使得那些接受它们的人批判他们自己的社会。他们至少在思想上将自己置于本国现实之外。这种思想距离将“现实”和他们自身条件都压缩成彼此尖锐对立并冲突的“客观”实体。在这样的敌对环境中，本国现实被认为是一种复杂且须深思熟虑的改革的对象，而且/或者是那个如果渴望的改革发生就需要被破除的改革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的自身条件被理解成改革的工具—一个教化的代理人、教养者、立法者。现实不令人满意、不完美且毫无权威；它只是原材料，尚待将来的行为在它上面留下某种形式。
追根溯源，四处传播的发源于现代化/文明化进程的西欧中心的推动力首先传到东欧—它们地理上同现代性的发源地最接近。毫不奇怪，正是在世界的那个部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和实践首次创造出来并进行尝试（这个词本身以其俄语形式首次进入国际语汇）—由此创造了一个榜样。后来，在无数的、或远或近的地方无休止地重演。这些地方受到自信其普遍适用性的某种文明的传教热情所影响。表面上看，这个术语仅仅是一个技术术语：它表示一小群有教育文凭的人，在工作中更多运用智力而非身体技巧的人，然而这个新概念的真正含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后的实践）从其语义上的对立面能最准确地发现。在其对立面中，这个理念从其概念看来表现了—“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可以这么说，“知识分子”是这种对立中决定性的力量；“人民”的形象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他者”。“人民”对于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无动于衷；他们站在“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就像懒惰的人之于精力充沛的人，迷信的人之于受过教育的人，愚昧的人之于文明人，无知的人之于学识渊博的人；简而言之，落后的人之于进步的人。人民是一群还不定形的人，时刻准备好接受知识分子用消息灵通的、灵活的行为所赋予的任何形状；如果知识分子缺乏热情和决心，人们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形成那样的形状。阿诺德J•汤因比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联络官似的阶层”，更甚者，“一个改革者阶层”，“生来就是不幸福的”。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必定被视为“杂种，受到自己的人民的憎恨和鄙视”，同时，在他们曾控制了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且全心全意奉献的国家并未得到任何荣誉。如此悲惨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分子居住在介于他自己本身已经决定疏远的社会和他已经选择担当一个热心的代言人而对方永远不会同意接受他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的“榜样社会”之间的无人地带。边缘社会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实际上受到双重束缚：由于受到怀疑，经常受到他们曾选作耍弄对象的“人民”的嘲弄。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建立权威并认为其权威无可置疑的精英充其量不过屈尊忍受着他们——他们最终定会希望灾难降临于双方的房子上。他们的批判立场，可以说是异常坚决的；他们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孤独。首先一点，其成员感觉到自己真正是改革者阶层：一个肩负着将社会重新塑造为迄今为止尚未见过的模样、改造其历史进程、使其“走上正确轨道”的责任的阶层。
疏远和加入
正是这种边缘化的“改革使命”意识，连同孤独和疏远的痛苦经历，形成一种模式。在这之后，20世纪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已经成型并得以发展。没有人比卡尔•曼海姆更大地影响了这个讨论的过程。这是可以得到论证的。他将知识阶层的社会放逐，即它同所有既有阶级明显的疏远，与它批评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政治统治者阶层的独特潜质联系起来。根据莫里斯•纳坦森对曼海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评论——正因为知识分子“不受任何正式义务的约束”并且“可以轻易越过社会因果、控制和预言的传统表述”，所以知识分子是“本来面目的人、洞察谎言和意识形态的人、将固有思想做相对考虑并降低其价值的人、瓦解世界观的人”。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独特见识和理解力赋予他们以那些更“安定”的阶级所永远不能拥有、取得的评价的明确性、真实性和权威性——根据曼海姆的说法，这恰恰源于知识阶层的成员可以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活动的自由：“如果观察者或思想家被限制在社会的某个特定的地方，那么他们要获得对问题的广泛的见识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在甚至决定已经作出之后仍然存在着以选择的可能性为基础的自由的条件下，决定才真正可能形成。”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陷入利益的相互冲突的阶级，他们受到每一个阶级的拒绝，而他们也拒绝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任何一个阶级的事实，是对知识分子的判断的公正和随之而来的真实性的保证。一个渴望真正“科学”的政治，希望根据值得信任的理性知识和需要为事务立法的社会，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并因此将决策的任务托付给其知识分子。
曼海姆的表达就本质上来说是代表着知识阶层争取权力；或至少是争取权力持有者的权威性的顾问和管理者和对他们决策合理性的“公开评价者”的角色。这种争取，用一句典型的20世纪成语来表达，就是呼吁“精确学科”已被承认的权威作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智慧有利的决定。然而，在实质上，曼海姆的呼吁重新开启了对知识分子潜能和使命的自我理解，这至少可以回溯到弗朗西斯•培根将“智者院”视为社会规则发布处的观点，并且完全表达了启蒙时期的哲学。根据那种自我理解，社会中其他阶级由于其固有的局限不能真正处于为整个社会决定什么是正确和恰当的地位。在向其英国读者介绍关于文化的智能传送者被要求承担的任务的启蒙观点之后，马修•阿诺德断定所有其他阶级无力发扬文化所提供的“甜美和轻松”；贵族阶层不能，因为他们是野蛮人（只关注外在的修养和礼仪）；资产阶级不能，因为他们是“庸人”（假装拥有他们并不具备的理解力）；工人阶级不能，因为他们纯粹是“群氓”（受本能和欲望的折磨并且拒绝一切标准）。只有少数自我选择脱离他们出生于其中的阶级环境并全身心投入于发扬文化的人才能确保在现在的阶级利己主义和阶级斗争中所占据的地方，使融洽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必须准备好与使得所有阶级都不愿或不能接受并实践他们所提倡的价值准则的懒惰和迟钝作斗争：“文化不屈不挠地尽量不去制造每一个未开化的人会喜欢的东西，即他塑造自已的规则。而是更接近一种实际上更优美、高雅、更合适的观念并使未开化的人喜欢它。
在涉及把社会的最好组织纳入法律程序和选择普及教育内容的事务中具有至上权力的要求将知识分子置于同政治阶级进行竞争的境地，而使他们同“大众”的关系含糊不定。可以这么说，后者是知识分子的存在理由和他们所要求的很高的社会地位；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中—他们迂回和双重否定的战略有时将他们带回‘大众’趣味和意见—人民经常扮演同衰落的贵族政治的保守意识形态中的农民所扮演的一样的角色”。在知识分子同权力持有者的竞争中，人民是他们的天然盟友。知识分子指责权力持有者在监护方面失职，然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时常发现人民很迟钝或总体上不愿意接受他们对有关礼节和爱好的问题的判断—知识分子立即悲叹并指责这种态度至如此地步：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变得既惧伯又轻蔑。
在一个不长的关于自封的精神牧羊人和他们管理的羊群之间复杂的罗曼史的研究书目中，约翰•凯里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最近名列其中。批评家对这本书持诽谤和恶意的态度，这即使是在并不特别以有教养的礼仪著称的学术批评领域也不多见。毫无疑问，因为凯里所收集的证据公开了一些知识分子最激烈地否认和遮掩（因为最痛苦）的折磨着知识分子行业的罪恶感。那种证据表明了尼采对“大多数人”的蔑视。他认为“大多数人无权存在，他们只是更高级人种的不幸”，所以繁殖一种更好的人种要求“消灭千百万失败者”。他决非一个偶然和反常地说漏了嘴的人，在不止一个场合被自己雄辩的口才冲昏头脑，相反，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许多文人的心弦并得到广泛传播。“梦想灭绝大众，或否认群众是真正的人……对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而言，是个有想象力的遁词。”最恶意的反感在单恋的毁灭中蔓延。
知识分子很少发现自己有能力克服“人民”的惰性或反抗而无须采取由政治阶层实施的高压和劝说的方法；这是另一种矛盾的有力资源，它标志着知识分子同大众之间的混乱关系。正如阿多诺所言：
当文化被计划和实施时，它遭受到了损伤；然而当任由它自我处置时，每件文化事务不仅有失去其影响的可能的危险，而且还有其存在……其自治形式中的精神与消费者被控制且目前牢牢固定的需要的疏离，并不亚于与行政部门的疏远程度。
由此，知识分子在论证管理“人民”应采取的形式时经常产生引人注意的歧义。强国追求一个违反大众意愿的“理想社会”的景象：大众仍然太不成熟而不能欣赏它的那些吸引知识分子热情的美德和对民主自治及在其国民作选择时免于国家干涉的自由的要求；极权主义政体和民主政体都不需要抱怨缺乏准备支持和促进他们的事业的知识分子。
根据哈罗德•佩金（Harold Perk}n ）最近对英国职业生活的研究，受过教育的精英转变成专家对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类对象”的态度具有深刻影响，现在他们将这些人理解为他们的专业技能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目前持某种傲慢和鄙视的态度。似乎没有明显的同身为外行的公众“对话”的打算，公众被认为仅仅是一群应该“遵循他们的意见”办事的“对象”。只有“同事”或其他专家被视作对话的可能的伙伴—然而不同专业领域（和不同制度背景）的代言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对公共基金的竞争和由于同行间的猜忌而产生的斗争中，由此导致“一个专家在没有受到其他专家的轻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开口的”；其他专家名誉丧失被视作提升某人自己的威望最可靠的方法；大学里的批评总体上带着恶意和妒忌。“知识分子”集体负责的那些职业的前景微小而渺茫。
就恢复战前及紧随其后的战后年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集体良心”在公众中的重要地位的前景问题，当前分析中表现的普遍意见明显是悲观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共同为国家的文化和伦理标准负责，作为普遍的人类价值准则的集体承担者的荣光和政治影响力被看作过去的事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知识分子的社会错位
欧洲的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以公开的国家间的“自然边界”代替了前现代统治王朝的“继承权”。代表那些所谓古老且现已完全形成的国家单位的借口掩盖了建立国家的巨大努力即早期现代国家为权力所作的斗争的实质。19世纪是省在使表面上存在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家统一成为现实的大规模文化圣战的时期。居住在一国领域内的人们所说的不同的语言被宣称为“本地方言”，需要通过教育的努力和在公共场所和公共场合推广“正确的”语言来代之以统一的“标准的”国家语言。各种各样关于地方性群体的记忆被一种统一的目的在于保存“共同的国家遗产”的历史课程所抑制和代替。地方性传统、风俗、节日和礼仪被重新定义成无知和偏见的残余并代之以统一的国家节日和官方制定的“国家习俗”，或者借鉴自地方政府而改造并赋予新的世界的一国家的意义。首先，国家的建立要求集中的和长期的努力去发展和灌输一种超越本地、超越阶级并且超越种族的“国家意识”，在范围上同实际上的或预想中的民族国家领域一致。在这个进程中，其他未来国家力争借用和吸收相同的本地历史、语言和文化的竞争权将受到挑战并且失败。所有这些将受过教育的精英即被重新分配以“国家的精神领袖”或“国家遗产的卫士”角色的人物，置于现代国家“权威的原始积累”进程的最中心。
然而，一旦通过除了意识形态动员以外的方法，民族国家的权威牢固地确立起来而且“法律和秩序”按惯例确保得以重新制定出来，这种中心地位就不再明显。随着以消费者而非以制造者为中心的社会的日益增多和兴起，通过商品市场的具有魅力的影响，社会一体化首先逐渐重新产生，而同时，公民对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感消失，文化统一逐渐失去其大部分政治意义，而国家对文化选择和促进特殊的文化实体失去了其原来的大部分兴趣；即使没有文化霸权的支持，政治统治也很牢固。这导致对文化领域的政治监督的逐渐减少（大部分是自我减少），甚至在像法国那样的国家中，国家机构在奖励和提倡文化创造性以及宣传文化产品方面仍然很积极，但国家对艺术的支持也小心翼翼地避免采取偏袒立场并避免喜欢这一个而非另一个文化选择的事情发生：“‘文化’这个词现在需要一种‘各种文化’的巨大集合体，每一种文化同所有其他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的国家，如果希望成为民族的国家，就需要成为多元化的，甚而需要像变色龙那样地，追随潮流和时代的变化。
国家的文化中立意谓着使创造文化的知识精英从令人僧恶的难以对付的政治干涉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希望国家通过让他们牢牢地单独控制文化—他们经常宣称这是他们正当的和自然的领地—而进一步提高知识分子的公共地位和影响。然而，这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因为两个原因，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将其视为发生了。
首先，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分裂和对国家强制推行的文化政治的放弃，剥夺了文化活动原本具有的政治意义并因此剥夺了其公众意义；文化创造、选择和消费现在都已私人化—归属私入领域。而由于官方承认文化的政治中立而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创造自由的乐趣，却因意识到艺术的或文学的选择除了对艺术家和作家外，对其他人一点都不重要而受到破坏：随着文化自由到来的是对它本身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痛苦的怀疑。
其次，在国家放弃控制之后无人掌管的文化控制台并没有变成知识分子的私产。相反，它被市场的力量所夺得。如果说政治监督已经彻底放松其控制，那么市场的以赢利为标准的控制所施加的束缚被证明等同于（也许更甚于）过去的政治控制。它也明显同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协调。知识分子，同以前的文化管理者—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一样，都相信文化价值准则的“客观等级”，都确信某些文化选择优于其他，并决心帮助做出“更好”的选择而避免低级选择占优先地位的危险。无论这种信仰还是这种决心在取代国家文化政策的文化市场上都不可能发现；实际上，任何文化偏爱都同市场哲学和实践的特性背道而驰。除了其可卖性，市场不承认任何文化等级；最佳销售者名单是唯一认可的文化优先权顺序—而且，实际上是优先的唯一标准。
根据知识分子自己严格和复杂的标准，他们并不一定会做出市场选择；这本身足以引起恐慌，但市场的拒绝更是雪上加霜—实际上，即使不是在理论上—任何一成不变的、先前制定的标准，除了对其可能的买卖潜能的估计以外，如果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按要求做出的。由于文化分配的新管理者具有这样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的基础已经受到削弱。在新条件下，“能够确定地区别艺术和非艺术的哲学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自始至终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打算将事物划分为有用的类型，……而更愿意区分值得和不值得的事，并确定不移地去做”。现在，正是这种权利受到否定—即使没有明显否定，在实践上已经无效。
因此，知识界普遍将市场统治文化的来临理解为霸占。对商业化文化的彻底批判——正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统领社会科学三十多年的“大众文化”理论所表现的那样—是知识分子们最早的反击。在那个理论中，市场力量和追求文化商品的利润的商人被指责导致文化单一即明显不同文化产品的“同质”——并通过这样做总体上以牺牲质量、“高级文化”和文化创造性为代价倡导了一种新型的乏味、无鲜明个性的中产阶级趣味文化。
然而，大约四十年前，知识分子对其前景如此恐慌的那种同质化并没有发生。相反，在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风格的迅速更替方面，文化市场似乎欣欣向荣。市场力量所设置的文化舞台更多地使人联想到纷乱的、富于变化的、常常相反的产品和模式，而非自相矛盾的、强行推行标准的同质化。正是有特权的标准的缺乏而非沉闷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千篇一律，证明是对知识分子传统角色、他们曾受质疑的对有关品位、文化以及伦理选择事务的权威的最严重的挑战。选择已经私人化了—已经转变为个人自由和建立身份的标志。提倡任何特殊的文化模式，认为其从本质上优于或在任何方面“胜过”其他可以得到的或可以想象到的选择的做法，已经被普遍批评和轻蔑地否决为一种压迫行为。在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实际上颠倒了知识分子的原本反应的曲解中，市场已经被提升到自由的支柱的地位。知识分子的集体权力的现代基础已经受到侵蚀：在整个现代历史中他们引以自豪的技能—伦理和文化立法者，正当的文化标准的设计者和保卫者的技能——几乎不需要了。
一连串消费选择之于统一“生活工程”的代替对传统知识分子的作用产生不止一个的不利影响。在身份建构的私人化和碎片化之后，由于努力失败而遭受的挫折和由此导致的不满趋于被“私人化”。它们变得分散，没有叠加，没有累积，拒绝所有将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公共事业”甚至将它们聚集在一个供选择的社会观点上的尝试。尝试继续扮演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人在无数的、他们为之提供服务和保护的政党、运动、宗教派别等之间无所适从。各种各样、分散的对单独事件的不满没有“共同性”：没有任何单个冲突能够担负起作为所有泡怨和要求的原因的责任。旨在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政治纲领也许只能构成“彩虹联盟”，在经过那暂时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事件之后就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当通过私人化生活的一些渠道时，市场引起的不满反馈了更多的对市场服务的要求并因而加强而非削弱市场对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控制。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的其他支柱—他们作为公共事业的代言人的角色、“道德社会”的理论家和供选择的社会安排的设计者—统统都被摧毁了。
进一步来说，市场提倡一种“最大影响，最快过时”的文化。没有潮流和公众情绪的不断的快速更替，市场不可能繁荣（正如一个法国批评家尖刻地指出的—如果爱弥尔•左拉被允许上电视，他充其量不过得到足够时间来大吼《我控诉》……）；受到各种自相矛盾的提议轰炸的公众注意力本身也变成了市场游戏的主要赌注—最受垂涎，并且最稀缺的商品。多变的注意力以一系列不连贯和不重要的事件的感觉来代替历史进程感；它将历史时期打造成“永恒的现在”（奇异地反映在最近关于“历史的终结”的宣言中的观点）。在乔治•施坦纳简洁的提要中，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宇宙夜总会”之中。在这里只玩修辞游戏；有时它们碰巧很深奥，但为了在公众视线下游戏，它们总得逗人高兴，至少出现一次轰动效应—具有“娱乐价值”—以便它们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哪怕只有短短一会儿。“只有当其他人谈及某人时—表扬他、引用他的话、批评、低毁、嘲笑他等等—他才存在。”
美名已经被臭名昭著所代替：不是经过考虑的对成就的奖励，不是公众对个人服务于公共事业的报答，而仅仅是用任何可能的办法，“闯过去”，引起公众注意即大肆宣扬消息和/或作为广告传播的消息的娱乐或震撼价值的行为。如果知识分子将他们自己算在那些经过选择的、能够要求对美名的特殊权利的少数人之内，那么他们对恶名就没有特权。相反，知识分子的传统追求、他们过去借以造就名声的主要事业，不适合在公众注视下进行而且不适合直接的夸赞。当恶名而非美名成为公共重要性的衡量标准时，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于同运动员、流行明星、彩票中奖者以及恐怖主义者和连环杀手竞争的地位。在这种竞争中，他们没有多大获胜的希望，但是为了竞争，他们必须根据其规则来玩恶名游戏—那就是根据“最大影响，最快过时”原则来调整他们自己的活动。知识分子的理念的正义性或真实性日益同公众注意力的分配无关；重要的是他们的影响、供他们使用的媒体时间和空间的数量—这首先依赖于他们的销售/估价潜力。
不妨将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辉煌同其他现在大量灭绝的现代因素—关于完美社会的伟大乌托邦、全球社会管理计划、对真理、正义和美的统一标准以及全世界的野心家都愿意并能够遵守的公共机构权力—紧密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提升了的地位—作为历史进程的代理人和仲裁人以及自我改善的社会的集体良心的卫士—不可能比对进步的信仰更长久，也不可能比自我改善的理念的私人化更长久。（对某些作者来说，这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从来不喜欢在“美国梦”气氛中的欧洲式社会声望的原因。美国梦表明这种改善主要是私人而非社会的成就。）知识分子拿不出什么来提供给富裕国家“感到满足的大多数人”的私人化生活，除非他们溶入商业化的“文化舞台”，将他们的理念仅仅作为过于拥挤的、出售自我组装的身份工具的超级市场里的另一种商品提供给大家。无疑，他们已经失去了文化立法者的地位，充其量不过希望他们的文化阐释者的新功能变得极端重要。所谓文化阐释者就是对在各种自发的、形形色色但又等义的文化风格之间不断进行的交换的解释者。对消费市场社会的共产主义替代的失败事实更加给予知识分子作为两个供选择的社会安排之间真正的和实质的选择的公断人地位以打击。不再有“真正”的选择—那就是，在政治语言中，权力协助的、武装到牙齿的选择—居于其中做裁决。
走向重组？
这儿所说的一切，最好是引用乔吉斯•巴拉迪尔（GeorgsBalandiere）最近的一些话语来进行概括：
大型的公共辩论失去了它们的活力，传统机构（特别是大学）失去力量，而使新闻广播者和媒介获益，“知识分子的城堡”，即出版社和新闻界，向各种各样竞争性的势力敞开……
随着确定性的消失，热情也减弱了，理念的多元主义同“市场的妥协”联合在一起，“壮观逻辑”占了上风，但（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本书作者）知识分子的结构重组，衰落趋势也许会扭转。
但是，“重组”何以可能？当回复到公共道德观念的“自然”（看作自然并尊崇为自然的）立法者的原来的令人怀旧地忆起的作用，被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重组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吗？而且这种回复，鉴于其内在分裂—既是专业角色又是政治角色，本质上本身是知识阶层；鉴于重新部落化世界中的许多知识分子以全球共有的太阳来换取家中的平常灯火以及充当小地主们的启蒙者的过分明显的热情；鉴于明显缺乏往昔那种能够吸收并且有志于吸收使得知识分子的立法功能生机勃勃的普遍性信息的世俗政权等等，是不可能的。
因此，怎么办？列奥塔看来对目前的困境已经了然于胸并作出了答案：在我们的后合法时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能指望超人类真理给我们带来的舒适。这种超人类真理会解除我们必须去做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责任，并使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相信我们有权去做而且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在后合法时代，我们只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前进”……
写作是响应某种要求的一种无力的尝试，是一种希望适应那种不是来自他者（某人并不知道他人需要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需要什么）的义务而做出的必定是有缺陷的努力，—但它悄悄地停留在准备写作的人的内心，并且以一个非命令方式存在……
“作者”写作是为了了解他者所要求的东西—假设他要求什么的话—或者是为了了解他为何不要求什么……那种要求很可能以沉默来表达，作者写作是为了用文字使还没有说出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说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听见。
列奥塔提出，写作是一种责任，而非权利—即非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权利、天赋权利或独占的权利。写作是说明在其他情况下应当保持沉默的事情的责任；在电子高速公路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喧嚣和躁动中，在为了以文件证明它们自己的现实和否定其他现实所作的无效斗争中，这些将来的现实、既成的现实和有效的现实彼此大声吼叫。在这些现实中间，大多数人永远保持沉默，不抱有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的希望。虽然使他们能被听到的责任是一种没有理由的责任，甚至无望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现或建立那种责任的不可动摇的根基，以便根据回忆将行动者从对他们所做的事所负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负这种责任意味着在黑暗中摸索，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担负起了使感觉迟钝的人能够听见的责任。
在最近对知识分子多年淡出公共舞台（或流放）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卷土重来的党派性”所作的研究中，安德鲁·詹明信（AndrewJ amison）和罗•埃约曼（ Ron Eyerman）研究了十五位思想家的生活和工作。这些思想家的重要性只是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能被充分地认识到。尽管这些思想家在信仰和风格方面大为不同，但在作者看来，将这些思想家联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共同理解：
将本书所讨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重新使党派性私人化并且具有潜在意义的行为。使他们显得特别并且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即使就他们那个年代的问题发言时仍自觉地寻求保持自己表达的独立和自由。他们拒绝随当时的主流而动。但他们的党派性是一种新型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任何理念或意识形态或甚至某一个政党或政党纲领而服务的。
这些激进的见证人更是重大进程的坚决支持者，他们看到他们的任务，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是表述真理而是帮助他人分享集体建构真理的快乐。他们的雄心是激发普通民众通过对话互相了解……他们的工作是公开讨论，是为已经被称作“决定性对话”的事情开辟并保留宽广的空间。
“这样的空间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社会中似乎受到威胁，”两位作者总结道，“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保持这样的空间而战。”我们也许可以加上一句，那就是决定性对话的空间现在再次受到威胁，并且这次的威胁比以前更甚。它们源自某个时期/环境。在这个时期/环境中，信息不畅并且对定位的渴望导致更多的错误，与此同时，获得消息清晰度的努力和传送信息的诺言的冲突导致更加“模糊不清”（mist-making，在词源学意义上指笼罩着雾气）。在公共空间震耳欲聋的喧嚣中，对话胎死腹中或者未老先衰。使对话成为可能看来是一项任何高科技或无数精密的专业分支都不能使其实现的公共事业。
列奥塔的主张并不带来战略的确定性或保证成功，也没有向那些愿意采纳其建议的人保证能从历史上得到证实。它需要勇气，也许还需要牺牲，除责任已经完成的感觉外，不承诺回报。因此从实用方面来说，它不是一个恰当的建议，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建议，不是人们梦想已久的对知识分子的困境的解决方案，因此不可能受到人们的振臂欢迎。但看起来，这是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采用并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还可能采用的唯一一种可行的、合理的并且真正（无论其实用价值是什.么）现实的计划。
也就是说，这样，巴拉迪尔的“重组”计划不会成为是另一个未做完的梦和错误的开始。
本文选自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郁建兴译）一书中的长文《后现代世界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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